报人曹聚仁对中国抗战初期的观察以涛声周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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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曹聚仁是抗战时期的著名战地记者。既有的研究对他在1937年以前的抗战言论基本不涉及；即便涉及，也往往是根据他的自传进行阐述，极少基于报刊原件的解读。本文以曹聚仁创办《涛

曹聚仁是抗战时期的著名战地记者。既有的研究对他在1937年以前的抗战言论基本不涉及；即便涉及，也往往是根据他的自传进行阐述，极少基于报刊原件的解读。本文以曹聚仁创办《涛声》周刊为例，爬梳和归纳他在此刊发表的抗日言论，借以了解其成长经历。

创办《涛声》，针砭时弊

耳闻目睹了1927年“清党”的残酷血腥，曹聚仁彷徨、沉默近五年。①1931年8月15日，他和友人决定打破沉默，在上海创办了文学性刊物《涛声》周刊，由上海听涛社编，群众书局刊行。曹聚仁任主编并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常用笔名聚仁、陈思、韩泽和挺岫。

刊行之初，《涛声》便以“乌鸦”为记，也被称为“乌鸦主义”。同时，围绕该刊的知识分子们都以“虚无主义者”相标榜。他们只想借这本文艺刊物，批判思想、批判生活、批判文艺。“九一八”事变后，该刊才转为严肃，开始正面批评现状。但是，对于该刊，“政治”一直是敏感话题。1932年1月30日，刊物出至第1卷第25期，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而暂时停刊。同年10月15日复刊，卷期号续前。1933年11月25日，该刊“奉令缴还登记证”，罪状据称是“袒护左翼，诽谤中央”，于是被迫终刊。②

在《涛声》的抗日言论（1931-1933）

主办《涛声》期间，曹聚仁始终怀着对“亡国灭种”的忧虑和“书生报国”的激情。此种情绪促使他审时度势，针砭时弊。他一面谴责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一面呼吁民众抵御外辱。这与近代以来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中形成的舆论氛围密不可分。

结合1930年代初期中日关系以及《涛声》的出刊情况，笔者将曹聚仁发表的抗日言论分为如下两个时期：

（一）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时期的言论（1931年9月-1932年5月）

面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蒋介石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国联能“主持公理”，解决中日争端。③事变前后，蒋介石曾多次指示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张学良都一一遵照执行，才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步步得逞。事变后，参与国民政府外交决策及其执行的过程中，顾维钧始终以诉诸国联为外交上的权宜之计，认为问题的根本解决还需要依靠中日两国的直接交涉。④然而，报人曹聚仁却不认同国民政府对于事变的态度和政策，且明确表达“抗日救国”的立场。

首先，表达对国民政府当局软弱外交的不满。在抵抗日本侵略问题上，曹聚仁对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不抵抗政策”表示强烈愤慨。在10月底发表的《卖国计划书》中，他讽刺道：“东三省终究是要亡的，献地图的张松很多，刘阿斗又保不住江山，早一点自己动手拍卖，倒还落得一些好处。”针对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他在《国民革命何为？——顾维钧可杀》一文中将批评矛头对准外交部长顾维钧。

其次，主张国民自决，武装反抗列强瓜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两天，曹聚仁发表《并未抵抗》称，担心国民政府当局依然采取以往的“不战”政策，遂向国人发出了与日本“决一死战”的呼吁。日军于次年1月初占领锦州时，曹聚仁在《锦州失守矣》中指出这座城市是“由张学良奉送给日本帝国做新年的礼物”。面对东北三省的领土沦丧，他对国民政府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失望至极，于是提醒民众“起来自觉”，不能再依靠军人、党国要人来捍卫国家、保守国土。

（二）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时期的言论（1932年6月-1933年9月）

在日本扩大侵华战争范围时，国民政府不是动员全国民众积极准备抗日，而是顽固地继续推行对内用兵、对外妥协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这一时期，围绕“安内”与“攘外”问题，曹聚仁表达了如下观点和立场：

第一，暗讽国民党在“反帝”“废约”中的“不作为”，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同本质。

1932年10月15日《涛声》刚一复刊，曹聚仁就发表了《今后将如何》。他将国父孙中山在“反帝”“废约”中的“作为”与现今国民党及其政府在抗日中的“不作为”相对比。他暗讽后者在面对日军扩大侵略之时依然固守“依赖国联，对日妥协”的“不抵抗政策”。在10月下旬发表的《米、麦与鸦片》中，他以大量“反语”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对华经济倾销以及国民政府压价坑农的罪行，并将此现象和当局提倡种植鸦片和鸦片公卖相联系展开批判。次年2月25日，他又在《国联》中进一步揭露国际联盟的本质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同，都想在中国谋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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