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和新青年之间的对话：作为策略的“_市场周刊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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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和新青年之间的对话：作为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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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作为刊物主编的陈独秀也迈出其人生中重要的一步，他对这份后来改名为《新青年》的杂志所作出的一系列努力都成为后人所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在这份杂志开设的各项栏目之中，“读者通信”一栏的设立可以说是开了中国出版界的先河，随着刊物的发展，“读者通信”的意义被逐渐凸显出来，读者和编者借由这一栏目互相沟通，共同推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读者通信”对于陈独秀等《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们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策略性的因素而存在的，在这个栏目设立的背后，有着陈独秀基于思想/市场、编者/读者等各方面的考量与权衡。

一、作为市场营销策略的“通信”

二十世纪以来，绝大多数现代报刊都经历着一种源自于市场销量的焦虑，这种焦虑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此时中国出版界的重大变革的内在要求。在这次变革中，迅速现代化的出版行业将市场销量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准纳入了对出版物价值的衡量当中，有时候这个标准对出版物的生存甚至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故此，即使是在那些以革新为鹄的报刊上，这种对于市场的焦虑仍是不时地闪现。在晚清兴起的种种白话刊物中，林獬所办的《中国白话报》可以说是历史最久、市场份额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一种了，但即使是这样，林獬也不忘在革新文章结尾处不时地为自己的刊物做宣传：“近来大家都得了偏风病，半身不遂，手脚转动也难，所以这些事业，没有人去干，弄得国土也没有了，政治也像个不治的症，那种族两字更是乌糟乌糟……这个药方一时也开不尽，大约都在白话报里面附送。这个笔资也不要多，你要医治一个月只要你三角大洋。若要医治全年的，只要你大洋三块二角。你道便宜不便宜？”[1]这种将广告植入论说文章中的宣传策略也成为清末民初出版领域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爱国、思想、政治与广告在这里和谐共存，巧妙地融为了一体。

作为和林獬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陈独秀，对广告和刊物之间关系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主编《新青年》之前，陈独秀已经与出版界打过多次交道，对其中三昧也是深有了解。陈独秀早年间曾主持过《安徽俗话报》，在发刊之时，作为主编的陈独秀虽然一再强调其办刊的主要目的是在于“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可以长点见识”；但同时，这份报刊上也有这样的广告：“如有关心乡谊的官绅捐钱帮助本报，凡捐数逾洋五元的敬送本报一年，并将捐助诸公姓氏写在报后作为收据；各项绅商的告白都可以代登，收价格外便宜，临时面议”[2]。可见，陈独秀在兴办刊物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没有市场方面的考量。而1915年前后，贫困潦倒之中的陈独秀之所以敢以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投入《青年杂志》的创办之中，并放出“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3]32这样和当时其经济状况不符的话，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背后有着职业出版人陈子沛、陈子寿和群益书社的经济支持。

和兴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不同，在主编《青年杂志》的过程中，陈独秀不再采用那种撰稿、策划、经销“悉由仲甫自任之”[4]317的办刊策略，而是将出版和市场策划的工作交给了有着大量出版和营销经验的职业出版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陈独秀对群益书社的选择也和经济因素有关。陈独秀最初选择的出版方是与自己有着诸多渊源的亚东图书馆，但是作为一家新兴的出版社，亚东图书馆对陈独秀计划的在“十年、八年”内才能产生巨大影响的宏伟蓝图自然是无力承担，[3]32相比之下，陈氏兄弟主持下的群益书社，不仅在先前与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等种种交往过程中显示出了出色的出版眼光，[5]而且在经营方面也是极其成功的，对陈独秀而言，群益书社在此时显然是其兴办新刊物的不二之选。

在这种合作下，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只需要在陈氏兄弟所安排的大框架下将自己的思想有机地植入刊物就可以了，而那些有关制版、销售以及如何取得市场利益的最大化的诸多事宜，则是群益书社所要考虑的问题。可见，陈独秀在兴办《新青年》的时候并非完全不考虑市场和现实因素，而是在刊物的具体出版过程中，在出版方的经营领域出现了新的分工，在这种分工之下，有更专业的人士去专门面对市场与发行，就不需要陈独秀去身兼多职了。

当然，一些与市场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虽然陈氏兄弟在大多数时候还是要与陈独秀进行商议，但是由于分工领域的明确以及杂志的实际归属权等因素，这些问题的主导权还是掌握在陈氏兄弟手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1918年末，在钱玄同的动员下，陈独秀提出了“《新青年》从六卷起改用橫行”的建议，并受到了《新青年》同人们的赞成，但是，群益书社以“这么一改，印刷工资的加多几及一倍”为由，驳回了陈独秀等人的建议，[6]127以致《新青年》直至终刊都是以竖行排版面世。毕竟，在《新青年》创刊之初，陈氏兄弟每月要付出“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3]32，作为以出版牟利的文化商人，他们在这二百元之外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更何况依照当时《新青年》每册分售价格仅为二角的情况来看，陈氏兄弟刊行这份杂志很可能是一件赔本的买卖，能够维持收支平衡已实属不易。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