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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评论》与新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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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诗传播的使命担当

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新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生机盎然的势头受到了阻遏，跌入了低谷。如果说《新青年》时代新诗的阻力来自于旧体诗的拥护者，那么此时新诗的萎靡则缘自双重打击:1925年鲁迅谈及旧文化的卷土重来，“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①1927年10月之际，不仅尚在苟延残喘的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国文课本“不准再用白话文体，以昭划一而重国学”，②就连刚取得政权的国民党所统治的南方教育界也忙活着“取缔白话”、“祭孔”诸事项。有人甚至神经质地反感新诗的标点符号:感叹号“缩小像细菌放大像炮弹”，③乃“亡国之哀音也”。④此外，曾经热情的读者对新诗失望了，新诗自身的一些问题把很多人推到了疏远者的行列。有刊物登载讥讽新诗的“新诗”:“新诗破产了!/什么诗!简直是:/噜噜苏苏的讲学语录;/琐琐碎碎的日记簿;/零零落落的感慨词典!”⑤这代表了社会对新诗艺术含量之低的普遍看法。

《现代评论》(以下亦称周刊)是1924年底至1928年底存续的一份很重要的以北京大学教授为写作主体的综合性同人周刊。就其重要的程度，梁启超说它和《晨报副刊》同是京城最流行的两份报刊⑥，执教于清华研究院并惨淡经营《学衡》杂志的吴宓也承认时人多以文登《现代评论》为荣⑦。鲁迅的学生和曾经的友人高长虹也说过京城一度“引人注意的周刊”为《语丝》《猛进》和《现代评论》⑧。当年不少人都说《现代评论》初期尚敢于批评军阀政府，但很快就回避大胆议政，而到了国民党时代更少有泼辣的时评。然而，它却长时间保持着很大的销售量，1927年初在广州的鲁迅发现其“寄卖处很多”。⑨那么，其持久魅力何在呢?周刊是综合性的，经常性的内容包括政论、时评、时事、小说、剧本、科学、新诗及文艺评论等。事实上，包括新诗及新诗评论的文学类内容的传播一直很有特色，是推助周刊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笔者统计，总计9卷209期周刊共发表新诗、译诗以及评论120篇左右，其中评论和译诗大约各10篇，新诗创作100篇 (有时每篇多于一首)左右。这个数目是不小的，显示了它与此前的《新青年》《努力周报》及其后的《新月》对新诗传播同样高度重视。《努力周报》停刊后，胡适一直筹划着在原来基础上创办一份新的刊物，承继《新青年》未了的使命。后来在《现代评论》主编陈源劝说下，为避免不必要的竞争，胡适决意放弃创办新的刊物，转而支持《现代评论》。自然地，在胡适的眼里《现代评论》是具有延续新文化运动香火性质的。其新诗传播，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活动，更是在捍卫新文化运动成果，重整旗鼓，弘扬文学革命精神。

二、多元多样的风格取向

周刊在新诗传播过程中高度重视诗文作者的多元性特色。作者中既有社会名流，如教授彭家沛、朱家骅、陈源、杨振声等，也有一大批初露锋芒的文学青年。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风云人物及“老”诗人，如胡适、任鸿隽、陈衡哲、罗家伦等的加盟，对周刊的名人效应会起到很显著的作用，其实他们年龄也不过三四十岁光景。徐志摩、闻一多在《现代评论》创刊时已经是成就不俗的诗人了，而年龄不过二十七八岁，是被胡适非常看好的后起之秀。年轻的作者还有沈从文、蹇先艾、王独清、胡也频、饶孟侃、刘梦苇、李金发、施蛰存、李健吾、成仿吾、刘大杰、朱大楠、梁实秋等。作者们分不同流派，所留学的国家不尽一致，文化背景也不完全相同，他们的政治取向也是多元的:胡适终其一生都是本色不变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批评现实政治抱有浓厚的兴趣;沈从文、徐志摩等是“纯文人”，特别是徐志摩虽有着在美国学习政治学的经历，却懒得直接论政，只关心把人生“分行”来写(“分行”是徐志摩对写诗的另一种表述);罗家伦、彭泽沛等人和国民党走得比较近;闻一多自称是“国家主义者”。很自然地，作者们政治取向的多元结构也有助于集合更为广泛和多元的读者群体。

徐志摩1926年初所讲的“不是听说《现代评论》里载的文艺作品都是在水平线以上的吗?”⑩，折射出人们对诗等文艺稿件的质量是很认可的。周刊的确很重视新诗质量和品位，用以吸引读者，扩大影响，改善人们对新诗的印象。新诗表现出体裁的多样性、题裁的丰富性以及流派的广泛性等特点，散文诗、诗剧、歌等新诗形式竞相探索和彰显。在篇幅上，有的属于长诗，有的属于小诗。沈从文 (署名甲辰)的《曙》和《絮絮》分别长达240行和470行。小诗不多，有一组小诗题目就叫《小诗》，共8首，每首二至四句不等。另一《小诗三首》，长短句不等，还夹杂着西文和数字。多数诗的篇幅属中等长度。周刊新诗篇幅的多样性，应当是对诗界小诗偏多现状的一种有意识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