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死腹中的《善生周刊》 ——吴宓研究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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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8年3月，吴宓只身去昆明，曾两宿开运大东旅店，7月26日至28日，还曾与好友雪梅曾在此会晤。10月29日10点又到开运，又住大东旅店。作诗《三宿开运大东旅店》，当即以邮片寄已返贵

1938年3月，吴宓只身去昆明，曾两宿开运大东旅店，7月26日至28日，还曾与好友雪梅曾在此会晤。10月29日10点又到开运，又住大东旅店。作诗《三宿开运大东旅店》，当即以邮片寄已返贵阳的雪梅。诗的后四句是：

国亡群痛丧家犬，身老看成绕树乌。

欲解奇愁推勤勖，危言正义启凡夫。

（吴宓：《三宿开运大东旅店十月二十九日》新版《吴宓诗集·昆明集》商务印书馆2006年）

爱国激情，抗日决心……跃然纸上。他要用自己的“勤勖”发出“危言正义”之声，贡献给国家，贡献给社会，以“启凡夫”。

怎样救国救世呢？

早在他留学回国初期，眼见中国社会的文化、伦理道德方面的沉浮，感到无比焦虑……1923年7月6日给恩师白璧德的信中就这样写道：

自从我回国后两年，中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国家正面临一场极为严峻的政治危机，内外交困，对此我无能为力，只是想到国人已经如此堕落了，由历史和传统美德赋于我们的民族品性，在今天的国人身上已经荡然无存，我只能感到悲痛。我相信，除非中国民众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完全改革（通过奇迹或巨大努力），否则未来之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是经济上都无望重获新生。我们必须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而努力，如不成功，那么自189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将以民族衰败的教训，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最富启示和最耐人寻味的篇章。（吴学昭整理注释，翻译：《吴宓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1月北京1版，第19页）

后来，又在《落花诗（四）》中写道：

曾到瑶池侍宴游，千年圣果付灵修。

故家非是无长物，仙国从来多胜流。

苦炼金丹经九转，偶凭夙慧照深幽。

同仁普渡成虚话，瘏口何堪众楚咻。

此言我至美洲学于白璧德师。比较中西文明，悟彻道德之原理，欲救国救世，而新说伪学流行，莫我听也。（吴宓：《吴宓诗集》，上海中华书店，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以强烈的焦虑，紧张地倾注全力，思考、鼓吹道德救国。1925年12月30日在致英国人庄士墩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的信中说：

没有国家能从道德沉沦中得救。一旦人民道德沦落，任何强大的帝国必然倒塌。为此我们急切提醒我们的人民，并同样急切引起西方人的注意。我们一方面不同于肤浅的国家民族主义的煽动者，另一方面，我们也与受泰戈尔和托尔斯泰学说影响的浪漫梦想和平主义者不同。我们所要的是伦理社会和道德的政府，但我们首先要的是对待人类生活的健全和现实的观点。我们在伦理道德和宗教方面的中心信息，是美德和邪恶的二元论。（吴学昭整理、注释、翻译《吴宓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27年又在《浪漫的与古典的》书评中明确地指出道德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人本主义者确信人性二元，有善恶理欲真伪是非之别。此其别为绝对的，而利害祸福荣辱得失新旧等，则为相对的，不足措意。凡人性皆二元，故皆相同。世间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之设施，以及礼俗教育文学艺术之改良，皆必当根本于人性。奖善而除恶，崇是而黜非，扶真而去伪，从理而制欲，苟反背乎人性，必失败，虽成功，亦有害。惟其注重人性与道德。……合於人性而裨益道德者，乃为良政治。……真正之革命，惟在道德之养成。真正之进步，惟在全国人民之德智体力之增高。真正之救国救世方法，惟在我自己确能发挥我之人性（即真能信仰人本主义）而实行道德。（吴宓：《浪漫的与古典的》，《大公报》1927年9月17—19日；又《国闻周报》第四卷第三十七期）

从这些论述和评论可以清楚看到，他极其注重道德的宣传，清华大学任教时，专门开设了《文学与人生》课，不久，更是以他主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为阵地，宣扬、鼓吹新人文主义、道德救国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立即在自己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开辟了《国难与文学》专栏，刊发《民族生命与文学》、《道德救国论》的专文，阐发“道德救国”的主张。在《道德救国论》文中，开头就明确指出：

世界历史，世界文学就召示吾人者一事，曰惟道德足以救国。方今吾中华民族在抗敌苦战中，尤当知此，尤当信此。至于道德何以能救国，及今者吾国人应如何实行道德以图自救，非本篇所能详言。兹惟条陈大纲，粗明要旨。凡百例证，概从省略。中西古今之名言宝训义行壮举，读者亦可自忆得之，几於俯拾即是，不特吾文之著录矣。

文章来源：《市场周刊》 网址: http://www.sczkzz.cn/qikandaodu/2021/0111/7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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